萧乾是20年前我念大学一年级时崇拜的偶像。1979年我年满十八，考进北大国际政治系，终于开始第一次有价值的人生崇拜。
20年弹指过去，沧海桑田，我已从“而立”奔向“不惑”，可年届九十的萧老仍然是我“勇敢诚实”信条的楷模。在萧乾影响下，我还没出校门就幻想自由翱翔，仿佛越渺茫越合乎我漂泊的心。以后分到政法大学教书，大约在1986年，同事吴霖不知从哪弄到萧乾地址，带了我找上门去。当时我诚惶诚恐，只记得萧乾养了乌龟之类的小动物，其他什么也没记住。此后我抛弃大学教书的稳定工作，连考几家报纸，最终进了新华社。鉴于萧乾写文章沦为右派的惨痛经验，我发誓永不写字，铁了心只当摄影记者。1987年我在新华社开创BP机、手提电话跑新闻的方式，几乎控制北京地区的所有突发事件，名声大噪。《中国青年报》用半个版介绍我和我的“闪击”理论，受到我师萧乾喝彩。他称赞我“就像当年的美国记者一样，脖颈上挂着一具弧光摄影机，以强烈刺目的灯光，一闪闪把咱们照个糊涂。然后照相机向肩后一背，又拿出一册速记本子开问，真是闪击。”老人家还特别送我一本他的《北京城杂忆》，并题词：“师曾同志惠存，并祝鹏程万里。”勉励我继续探索新的新闻采集方式。
1991年5月，我结束半年多的海湾战争采访，打点行囊准备回国。行前，我特地到曼苏尔食品店买了一听巴格达咖啡，准备献给我师萧乾，报答知遇之恩。回到北京，头一件事是跑到萧乾家展示我的战场心得。他见我足登美军军靴威风凛凛，十分艳羡，继而感慨万端，说他当年采访欧战，也有这么一双，一直穿在脚上炫耀，不料后来竟被诬为勾结美帝罪证。他看我送给他的咖啡罐上全是蚯蚓般的阿拉伯文，就让我写上“唐老鸭在巴格达给萧乾买的”，说：“唐老鸭从战场背回来的东西得有个标识才好摆在桌上，向客人展示。”他看到我拍的照片中所有以色列人每人一个防毒面具，还有人给面具配上好看的塑料盒子，说上次大战他在英国，“每人也都发了一具类似的防毒面罩。很奇怪女人戴它远比男人更热心，而且和巴黎一样，许多彩色‘面罩匣子’还被陈列在市面上，花上三五先令，便能把这猪八戒脸谱似的玩意儿装饰起来，天蓝、水绿、橘红，很富于个性”。说着，萧老想起一个摄影记者的故事。
说莱茵河畔有个家伙好吹牛，曾向村民夸口自己亲手杀了3000犹太人，不料德国战败后遭人举报被捕。《伦敦画报》一位摄影记者听说此事，想趁机造个噱头。他见萧乾不搞摄影不构成竞争，就请萧乾当帮手：“一个杀过3000犹太人的战犯！一定轰动！”萧乾问：“要是那家伙瞎吹，谁也没杀呢？”这位摄影记者说：“我只管拍照片，不是战犯判决。”搬桌弄椅、架相机、试镁光泡，还请来两位会德语的少校并排坐在上首扮法官，折腾到更深夜静，才把好吹牛的家伙押上来。他以为要被枪决，一进门就瑟瑟发抖，问什么都先打一躬，再矢口否认。记者几次提醒法官设法“激怒他，逗他露出狰狞面目”，可一直审到半夜，镜头前只有“熊相”不见“凶相”。别说亲手杀了3000犹太，也许连杀三个的胆子也没有，只会一口气地喊“饶命！”……记者失望之极，最后干脆亲自出马，命令他表演行纳粹礼，可这家伙就是不敢配合，一个劲儿点头哈腰：“当时全这么敬礼，现在打死也不敢了。”各位原本要他扮演一个死硬纳粹，可这草包只配演悔过者。阴差阳错，摆拍一张“新闻佳作”的努力就这样落了空。折腾了半夜的《伦敦画报》记者一边收拾器材一边破口大骂：“希特勒白栽培他了，敬个礼也不肯，真他妈的！”
我一直认为萧乾属于天底下为数不多的最勇敢的男人，战争是表现勇敢、承担责任的最佳机会。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欧战场上惟一的中国记者，他亲历了两次轰炸伦敦，随美4军挺进莱茵河，还是攻克柏林后首批进城采访的战地记者。我这里讲的勇敢具有两层含义：一是明知有危险而临危不惧；二是内心自由不受金钱权力等物欲的驱使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疲惫不堪的萧乾满怀着赤子之心回到祖国，看到国内腐败甚为愤懑。萧乾佯装洋人以塔塔木林为笔名，抨击社会不公，呼吁：“民主在中国不再是专供玩弄之名词，而应变成一种上下共同持有的态度！”
1957年，萧乾与几十万知识分子一样被打成右派。可勇敢者萧乾从未在训斥面前低过头，“和平时期的冷静、坚定、尽责比不上战士的英勇，可的确是好公民的起码品德。”
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上司心血来潮，想让我当新闻中心的头儿。尽管我这人深知当官紧邻发财，可鬼使神差恍惚觉得这件事本身就很悬。于是找到我师萧乾，萧乾慨然长叹：“民国以来，中国的毛病是官员们做的是民国的官，心里却还在当皇帝。”我这才知道还是当我的记者好。负隅顽抗了半年，终于遂愿去了中东。行前与萧乾道别，他送我一本《红毛长谈》，题字：“师曾同志惠存。萧乾1991年11月。”踌躇一阵又找出一本《西欧战场特写选》给我，题词说：“师曾同志，跑吧，跑吧，把世界跑遍，但不要忘记写日记，记笔记，积累生活经验。萧乾1991年11月。”他告诉我，但凡伟大的作品实质上多是自传性的，一个人只能活一次，要尽量体验多种人生。接着萧老让夫人去休息，因为他“要和唐老鸭谈些男人之间的事”，由锻炼身体、注意卫生到结交女友……连我老爹都从未如此细致地指点我的人生。关照再三，才依依惜别。
次年4月中旬，我在利比亚班加西附近采访卡扎菲后，给我师萧乾寄了一张与卡氏的合影。6月17日萧乾给我老爹写信：“你可真培养出一个虎将，他的前途是不可计量的。与卡扎菲的合照我认为应刊载，如能有师曾的访问记则更为出色。因卡扎菲确实是80年代的新闻人物，我一直以为他是位混世魔王。师曾的文及画如交给新华社的出版社编成一书，定能畅销。希望老鸭多掌握外语。”
在萧乾指示下，我在开罗连夜炮制了《我见到了卡扎菲》，“图文并茂”地寄回北京。因不合时宜辗转多处，最终被《世界博览》看中，头题全文刊发。
此后萧乾软硬兼施，硬逼着我这只“懒鸭”把海湾战争亲历写成一本图文并茂的小书，他亲自给我作序。这才有了那本至今已畅销20多万册的《我从战场归来》。
1995年2月，萧乾把再版的《人生采访》送给我，自称他自己“总把生命看做是一次旅行。作为采访人生的记者，不能老待在上层，处处占上风，甜酸苦辣都得尝尝。”“自然美大有可描述的，我们更应该继承杜甫一生那种关心民间疾苦的衣钵。”
萧乾同时代的旅美记者赵浩生教授对我说：“世界上大多数新闻记者的作品，生命力不足一天，有些特定地区特定时代的新闻作品寿命更短。现在有些记者不会跑新闻，或者会跑而不会写新闻。萧乾不同于一般记者，他的作品不仅有新闻的时效，而且有文学的艺术，历史学的严谨。他把文学技法，把对历史的严肃感情写进新闻，所以他作品的寿命不是一天，而是永远。萧乾是一个成功的人。”
现在我不仅崇拜萧乾九死一生的人生，更崇拜他坦然面对死亡的超然态度。他把庄子“生也死之徙，死也生之始”与英国诗人约翰·邓恩“人的一生是一种死亡过渡到另一种死亡”联在一起，把人生说成是生生死死的连环套。文革“黑色的世界笼罩头顶时一度把死亡看得比生命更美丽”，他索性吞下一整瓶安眠药，结果被人发现后送至隆福医院强行洗胃，自杀未遂。
归根结底我师萧乾是热爱生命的。可这匹识途老马在生病住院后，已经预感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1999年1月27日，萧乾按中国传统给自己过了虚岁九十大寿生日，朱?基总理亲笔致贺：“我在中学时期，先生就是我的文学启蒙人之一。先生毕生勤奋，耕耘文坛，著作等身，为中国的文学、新闻、翻译事业做出了宝贵贡献。”
1999年2月3日是星期三，按照星相学，每逢三六我逢凶化吉。在此之前我大病住院一直没敢去看我师萧乾，原因之一是怕两个病篓子互相感染，二是由于朋友嘲笑我命硬妨人。因为我采访过的陈岱孙、潘国定相继过世，吓得我九十岁的姑父邓广铭不敢让我去医院看他。直到我手术、住院、获释出院，才获悉邓广铭教授已然仙逝，我这才恍然国宝们相继陨落与本人无关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没敢贸然参加我师萧乾的九十华诞。偷偷查了皇历，择良辰吉日，带着新婚的老婆去北京医院看望萧乾。
辗转找到北京医院D214病房，我全身紧张不敢敲门。我老婆也担心贸然前来，萧老耄耋之年是否还记得我这个倒霉蛋。我轻轻推开房门，只见我师萧乾仰面朝天躺在昏暗的病房里，原本堂堂仪表的大汉，已缩成一个小老头。病房内四季换洗衣服、咸菜腐乳一应俱全，一双破布鞋摆在床边。
听到人声，萧老睁开睡眼，喊着“唐老鸭”坐了起来。由于萧老的鼻孔四肢插满了各种管子，把他老人家起居生活固定在管子长度的范围之内。萧老熟练地捋顺管子，侧身蹭到沙发里。他见我掏出照相机，竭力想拔除鼻子上的细管，做出英武之态，但马上就放弃了努力。见我拍照，他让我不要在他身上浪费胶卷，省下胶卷去拍普通人，他还要求我永不停息地闪击。他不顾自家病重，反倒关心我的病情。我说我正像神农帝一样遍尝百草，一位中医给我开的药方竟是每天活吞四个麻雀头。萧乾听罢大笑，说国术历来如此，他自己十岁前也喝了不少兑香灰的圣水并囫囵吞下一只活癞蛤蟆。提到蛤蟆我向萧老吹牛，说我可以一整天不喝不尿，这是多年追逐新闻锻炼出来的特异功能。萧老闻言连说不可，当年他被押送渤海劳改，十几人合睡大坑，众人劳累一天，起夜颇不得人心，为免犯众怒少惹乱子，干脆过午滴水不进。当时他颇为得意，以为找到人生窍门，谁知日积月累盐碱水在肾里结成一块块碎石。直到十几年后偶然照X光，左肾阴影，才发现一大簇肾结石，最大的已有蚕豆般大，手术开刀，从此失去一个左肾。
说到这里，萧老已衰弱得不能再讲下去了。“唐老鸭，现在只能你说，我听了。”说着疲倦地闭上了眼睛。见我没有动静，他催促道：“快说！唐老鸭，我在闭着眼睛听呢！”我强忍泪水抖擞精神，向我师报告独自驾车环美采访的经过，讲一个礼拜挨三次骨穿，讲《我钻进了金字塔》、《我从战场归来》一路畅销已累计卖了几十万本……萧老嘴角嚅动：“五年前，我就说过你行。”当我毫无遮拦地比较中国、中东、美国文化风物时，他喃喃自语：“你胆真大。”临别，我蹲在我师膝前，拉着他柔软无力的手，问他需要什么吃的，我下回带来。他说：“给我带些杂志，你看过的旧杂志就行。”想不到这一别竟成永诀，那天我顺手拍的几张照片竟成绝照。次日我师萧乾不幸摔倒，从此昏迷。1999年2月11日18时死于北京医院。
早在20年前萧乾已经为自己拟好了墓志铭：“死者是度过平凡一生的一个平凡人。平凡，因为他既不是一个英雄、也不是一个坏蛋。他幼年是从贫苦中挣扎出来的，受过鞭笞、饥饿、孤独和凌辱。他有时任性，糊涂，但从未忘过本。他有一盏良知的灯，它时明时暗，却从没熄灭过。他经常疏懒，但偶尔也颇知努力。在感情游涡中他消耗——浪费了不少精力。中年遭受过沉重打击，如晴天霹雳。他从不想做官，只想织一把丝，酿一盅蜜。历史车轮，要靠一切有志气的中国人来推进，他也希望为此竭尽绵力。这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志向。他是微笑着离去的，因为他有幸看到了恶霸们的末日。”
1999年2月24日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、著名作家、记者、翻译家萧乾同志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，著名记者爱泼斯坦、前北大校长丁石孙、书法家启功、剧作家吴祖光、遗孀文洁若、子萧驰、萧桐等出席。我为我师萧乾拍下了最后一张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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